浪丐心泪──大藏寺祈竹仁宝哲自传(第八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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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随风飘扬一片叶

在一九九二年,我的弟子林聪与其他多个东南亚地区的弘法中心与其他一些弟子,共同邀请我巡回弘法,同时也要求我随缘在各地赠医施药。我对这些国家及地区完全缺乏认识,绝对不敢说有崇高的抱负要在这些地方广弘佛法。当时的我,也只是基于随遇而安的心态,心想也不妨试在各地结缘弘法,即使不成功也就当作是增广一下见闻也好。没想到的是,自这一次之后,我便与这种披星戴月、马不停蹄的弘法生活结下了缘。


在一九九二年首次巡回弘法中,我与四位弟子及侍者涛石仁宝哲一起,先后在新加坡、马来西亚多个城市、香港及台湾多个城市说法及赠医,整个行程走了近三个月。在后来的弘法巡回行程中,我亦曾应邀往德国、加拿大、泰国、印尼及菲律宾等国家。事实上,在首次行程后,我基本上便成为了一个无根的僧人,长年由一处飘至另一处,一年中没有超过两个月的时间是在澳洲雪梨居住的。我自感似是一片落叶,在狂风中被不自主地吹来吹去,随因缘而不停地由一地到另一地。有时候,早上睡醒睁开眼睛时,一时间也搞不清楚自己到底在地球上的哪一角落!


这多年的长期周游弘法,我想并没必要顺序地在这列出细节,我倒想在此谈一谈其中几个国家与地区的一些见闻及经历。


新加坡是我首次行程中的第一站,所以印像颇为深刻。这个国家虽然不太大,但老百姓却丰衣足食,十分爱国,而且也很文明,街道上不见一件垃圾,这是与印度十分不同的。新加坡的佛教发展极好,老一辈的华人很多信奉汉传佛教,其中尚处迷信民间信仰层次的人当然不少,但正信的三宝弟子也很多。年青一辈的华人,有不少不懂读中文。他们中对三宝有信心的,有些依止南传佛教的法师,也有些学藏传佛教,其读诵的多是英语的经论及仪轨,或是以拉丁字母拼音的巴利文、藏文或梵文课本。这的藏传佛教发展得也很不错,不单是格律派有道场,其他的宁玛派、噶举派与萨迦派也各有弘法中心,其中大部份有常住法师及僧众,其余的则定期邀请旅居海外的西藏法师短期弘法。我在新加坡的萨迦中心遇到一位来自同乡的法师,大家谈笑甚欢。后来这位法师在新加坡的闹市中建成了一座藏式建筑风格的寺院,规模很大,信众数目也不少。


在新加坡首次弘法中,邀请我的弘法中心由一位洋尼任常住导师。这位洋尼当时已出家十多年,是格律派中最早期出家的一批洋僧尼一员。在她的教导下,不少年青华人修学精进,知见也十分正确,不似很多其他地区的汉族藏传佛教弟子的盲目追求灌顶及灵异,这令我心生很大的欢喜。首次在新加坡弘法后,我的一些新加坡弟子在当地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新加坡分院。自此,我每年均会到新加坡一次。这座分院也曾分别邀请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及哲布尊丹巴法王开示。


马来西亚给我的第一个印像则远远比不上新加坡了。这个国家以回教为国教,但国民尚有可算理想的宗教信仰自由。汉传佛教及南传佛教在马来西亚的发展都不错,但在我第一次到该地弘法时,藏传佛教的确并说不上正在向健康的方向发展。在当地,由于良莠不齐的各派僧人常常前往,以弘法为名,实则动机是要筹款,形成了一种近乎是贩卖密法的可悲现像。一般来说,学藏传佛教的人应好好跟一派而学。但在此地,信众只懂见到报纸广告便一窝蜂地涌至某处参加灌顶,道场天天在举行各式各样的密法灌顶,乐此不疲,根本不理会师徒互相观察的传统,反而美其名为广结法缘、利益众生而胡乱地传授灌顶。在藏传佛教中,有许多法门必须依赖于多年显宗的修学,师徒间也要互相有信心方可传授。但我看到马来西亚的藏传道场根本与传统已偏离得太远,很难再走回头路了。我见到的绝大部份人,都喜欢强调自己是‘密宗弟子’,天天跑去受大法的灌顶,但却不多修法,在知见上甚至竟连皈依的意义也未明白,而且传承已乱得说不上是在学甚么传承了。除了在一个叫‘太平’的小镇之弘法中心外,我到过的藏传道场都似上述情况,其中有一间甚至在坛上供奉印度教外道的神像,其主持人则负责定期作一种近似扶乩的行为,说是观世音降身说法云云。在另一间道场,主持之居士多番游说我不要讲解佛法,只管授几个大密法之灌顶便可,他说否则便不会有人来。这位居士在我甫步入道场时,便向我详细讲解了该地之‘惯例’,说明了信众给予法师之供养必须分三份,一份是法师自己的,一份给道场,最后一份是主办者的私人收入。我在此以前,虽也常常兴叹末法可悲,却从未想到藏传佛教在某些地方已沦为明明白白的买卖!我当时呆在当场,良久没有说话。弟子林聪虽然是一位思想‘现代’的年青人,但在这些涉及传统的事上他却毫不含糊,他马上便代我答:‘我看这样吧,家师只说法,索性不接受供养,也不参与贵道场之分帐。贵道场这段时间内的一切开支由我个人负责,不需贵道场支付。至于活动内容,家师绝不会为了吸引人及吸引供养而授您们要求的无上密灌顶。您们看这样是否能接受?’。在这样的妥协下,我勉为其难地作了几座开示,来听的人的确并不多。在最后一天,我依原定计划授了一次黑文殊师利大士的随许加持,来的人却坐满了整个佛堂,而且还是算好了时间在最后的半小时才迟到入座的。这些人为的只是要受加持,连仪式前段的短短半小时简单开示也不愿花时间听学(他们的习惯是这样的:由友人中之一员坐在堂中听法,一到了尾声近加持部份时,他马上以手提电话通知正在屋外站抽烟闲聊的友人入座接受加持)。


在第二次访问马来西亚时,我认识了槟城的年青僧人唯悟法师。法师是纽西兰毕业的大学生,出家后一直致力推广正信佛法,对南传及藏传佛教宗派他也十分尊重,而且对在年青人社群中的弘法贡献甚大。在后来唯悟法师住持的檀香寺竣工时,我特地应邀前往观礼,与一众汉传及南传长老一同为寺院落成开光。我致送给寺院的礼物有两份,一份是如来的遗骨舍利,另一份则是砂绘观世音大士净土坛城图,由一位印度下密院僧人专程往马来西亚绘画。这种藏传佛教的宗教艺术比较特别,由一位至多位具资格的法师预先修观音法准备,然后以近乎禅定的心态、口诵真言,把以宝石及矿物研成之一颗一颗的彩砂逐粒铺上绘成,其间需时数周。由于这种坛城经开光后便代表了观音之普陀净土,见者、礼拜者及供奉者便得积因缘,于未来世终必生于大士之净土坛城之中。但这种坛城依传统只会展示一段短时间,最后便要由法师撤去,把彩砂倒入当地河川之中,以加持当地国泰民安、五谷丰登。在砂坛城撤除仪式后,我与唯悟法师越过边境到泰国,视察了几块土地,准备日后唯悟法师兴建国际佛教大学。在与这位年青法师的接触中,我很为他弘法的热忱及干劲感动。


马来西亚这个国家,由于种族多元化,食物有很多花样,而且十分可口。回教、佛教、道教、印度教、天主教及基督教,在这片广大的土地上,很和谐地相处,少有出现宗教上的矛盾或冲突。这的邪术十分盛行,其影响可谓深入民间。我在马来西亚的每次弘法或赠医时,都会有很多个受邪术、降头所扰的人求助(其中有一些是真的受邪术所害,有些则只是自以为中了邪术之害)。在我的家乡一带,几千年来都有苯教盛行,其邪术法力是十分大的,所以我在见识到马来西亚的邪术时,并未感到神奇或不知所措。事实上,马来西亚的邪术只属于驱使龙族作崇一类之法,与我家乡的术士之能力差天共地,实在不足为惧,要解除邪法或对治它们也不难。除了本地土著术士外,马来西亚(及东南亚不少地区)也流行降灵活动,常见有人自称神仙或佛陀降身说法,表演一些常人一般做不到的奇事,其中有好些是自称观音大士降身的。真正的佛陀,自然不会降在凡夫身上,也不需要借助我们凡夫的身躯来利益众生。这些现像只不过是‘非人’的显现,不足为奇,正信的三宝弟子是不宜参与这些活动的。


自与唯悟法师赴泰国为国际佛教大学选地后,我又曾多次再到泰国朝圣(以前只曾过境一次而已),每次都感到充满法喜。


泰国、缅甸及斯里兰卡等国家,都依随上座部派佛法,亦即平常我们说的南传宗派或小乘宗派。有时候,我们一听到小乘佛教便会不以为然,自视为大乘及高人一等,甚至有好些汉人几乎卑视小乘僧人,这其实是一种大错!


南传佛教十分接近原始佛教,与本师释迦牟尼在世现化时僧团状况极相似,例如南传宗派僧人所穿之袈裟便与本师释迦牟尼及其当年僧团弟子所穿的几乎完全一样。南传僧众的戒律及日常生活,也十分接近原始佛教。


上座部僧人每天出寺乞食,寺中不生火煮食,这也是佛教原来的传统。佛教的僧团便来便应是不执恋世间的行者,不收存金钱,不靠世俗手段赚钱,单只每天随缘乞食一顿维生,心中只一心修持。现在的汉传及藏传佛教,因种种原因未能奉行乞食之传统,但却不能不尊敬这种传统。曾经有一位台湾人向我说:‘泰国和尚天天在街上乞食,真丢佛教的面子!’,这正反映了他对佛教之无知。本师释迦牟尼本为一国太子,但祂在出家后一样沿户乞食,借此机会也令老百姓得以积聚功德。我们出家人要重视的应该是自己的修持,而非世俗上的面子问题。泰国僧人这种生活方式可令居士积累福德、令僧人专心修行,更避免了僧人为了赚钱谋生而以五种邪命谋生活之可悲现像!反之,藏传的僧人有些经营买卖维生,汉传僧人有些则以世俗生意之心态赶经忏,即使腰缠万贯、寺院建得大似皇宫,也并没有甚么意义!汉传及藏传佛教的僧尼,常常有机会接触到来自施主的金钱供养,若果不留意自己的发心,很易便会积下极大的罪业。由于我自年青时便有入于深山苦修闭关的心,对南传佛教僧人的乞食及不理会世俗生计的传统,我是极为尊敬及羡慕的。


我们在说及大乘及小乘时,常常有人误以为二者是对立的,事实却并非这样。小乘佛法是大、小二乘发心的行者共通的法门,例如皈依、因果、四谛、十二因缘及出离心等的修学便属小乘教法,僧人的出家戒也是小乘教法的一部份。如果诽谤小乘教法,便等于不敬佛法,这正违背了对法宝之依止,这种见地之后果是很严重的。严格地说,小乘行者不承认大乘教法后果并不是最严重的,反而大乘宗派弟子不敬小乘教法则是最直接的谤法,后果不堪承受。


在香港,藏传佛教的道场也不少,其中信众认真修学的也有,气氛较接近赶灌顶一类的也有。在第一次访问后,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香港分院,后来又成立了大藏寺基金会,每年举行一次大型公开弘法活动及捐血善举,同时亦长年倡办很多利益社会的善行。在这,我的弟子数目并不多,但他们都热心弘法及认真修行,所以师徒间的关系十分亲切。这八年来,我在香港多次主持精进闭关及公开说法,所以常常有机会与当地佛教界接触。由于香港分院弟子宁可甘愿面对财政困境,也绝不妥协而把密法作为招徕以求名利,渐渐受到了好些人的认定及尊重。


印尼的格律派弟子不多,但他们却对修持十分认真,多次邀请我前往说法,但我由于机缘所限只去了两、三次。印尼现在虽是一个回教国家,在历史上它却曾是一个佛法基地,其佛教发展甚至一度比印度还发达。我们格律派师承宗喀巴祖师,祖师却师承卡登派阿底峡大师之法流。阿底峡是印度孟加拉的太子,出家后曾随多位大师学法,他当时便曾为了求激发菩提心的法门而远渡印尼苏门答腊一带,依止金洲大师学习。


在弘法之余,我在印尼朝拜了浮罗布多大塔,花了三小时仔细地欣赏这伟大建筑上之释迦牟尼生平史传浮雕石刻及举行了会供。


为了我首次往加拿大弘法,当地的弟子(以前早在澳洲结交)很费心力地安排了较大型的弘法活动,在我说法时来了很多加拿大藉的汉人,同时也吸引了当地几乎所有的西藏人。由于当地并无常住的西藏法师,我的到访刚巧能照顾到这些海外藏人的宗教需要,我也感到有他乡遇故知的感觉。在温哥华市,我重遇过故乡嘉绒藏区的原领袖。这位领袖曾与我同在成都参与观摩学习,他更是后来资助我在印度考‘格西’及举行登座的施主。这时大家在加拿大的重逢恍如隔世,大家都很感慨。


在加拿大,我的弟子成立了佛教显密研修院温哥华分院及卡加里分院,来学习的几乎全为汉人及藏人,洋人只有少数的几位,这情况与我在澳洲雪梨的情况差不多。其他的西方国家藏传佛教道场,多以洋人成员为主,但我似乎是注定与汉人较有缘份,即使身住澳洲多年,我的大部份弟子都不是白人。为了加拿大藏人的需求,我在这曾主持过一次观音禁语禁食斋戒精进闭关,参加的弟子都十分欢喜。


这些年来的弘法生涯中,我多次到访中国海峡两岸,得以一窥其佛教之发展状况及民生。台湾的佛教团体特别多,其中正信佛法社团固然很多,把佛法与民间信仰混为一谈的组织却也比比皆是。台湾人对佛法大多信仰虔诚,非其他地区华人可比。他们的慈悲心很浓厚,乐于帮助别人,而且对资助佛教发展方面很肯出钱出力,令人敬佩。但在一般老百姓中,颇盛行见庙就拜的迷信风气,扶乩及乩童活动也很受欢迎,某些推弘‘三教合一’、‘五教合一’等的假佛教团体势力不比正信团体小。在当地藏传佛教中,普遍还处于趁热闹赶灌顶及求加持发财的层面,真正发心次第修学的人只占少数。值得一提的是,台湾的日常法师多年来致力于弘扬宗喀巴祖师之《菩提道次第广论》,令不少汉地佛子对这部伟论心生敬仰之心,精进修学其次第内容,这是令我很觉欢喜的。此外,台湾在慈善方面做得很有成绩,我认为这很值得藏传佛教借镜学习。


在大陆,我几年来到过的地方也不少,记忆中包括北京、深圳、广州、福州、泉州、厦门、五台山、峨嵋山、普陀山及西宁。在这些地方,由于我持的是澳洲护照,所以身份是旅游者,并不能公开说法,但私下对一些友好谈谈佛法倒是有的。在这些地方中,福州、厦门及五台山留给我很深刻和良好的印像。


到厦门南普陀寺时,本来计划只是一次友好交流及我私人的朝圣,但当地佛学院一直奔走安排和热情邀请,我便临时对藏传佛教寺院制度和修学次第这两个主题讲了几座,同时也用了一些时间回答问题,澄清了不少汉地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原来我以为只会有十多人在我房间中、以聊天形式介绍一下藏传佛教。结果在当天,到场的有上千位僧俗听众。在最后一次演讲中,我应求传了《妙吉祥真实名经》的口传传承。这部经是我自十岁起天天诵念而从未中断过的,经中描述的境界至为深妙,可说是佛经中之最深者。著名的大威德金刚无上密法门,便就隐现于经中的其中一短句内。在西藏,如果有法师说:‘我没有甚么学问,就只是在《妙吉祥真实名经》上面还可说是有少许心得。’,就便是在说他通达了一切显密佛法妙义。后来,我听说自此南普陀寺便有不少僧尼也发愿终生日诵此经。


由于我是几十年来第一个在厦门及福州地区出现的藏传佛教法师,当地僧俗都十分好奇,天天有上百人求见,不少人对藏传佛教自此才有了初步的了解,消除了一向以来对藏传佛教的误解及排斥。有两位来自东北的比丘尼多次求见,后来在我每年在大陆朝圣时,她们必会伴随学法。这两位尼师曾经往藏区的宁玛派寺院学法,但却因高山症而病得近乎垂危,只好打消长住学法的念头。当时有一位法师向她们预言:‘你们不必灰心,大可安心回厦门,日后会有格律派的师长到厦门,你们向他学习即可!’。两位比丘尼当时认为老法师只是在说些安慰她们的话,心想在南方地区绝对不会遇上藏传法师。她们在厦门遇上我时,便因为法师之预言而一心认定了我为师父,我心中也惊叹法师之预见能力。两位比丘尼后来在五台山以一步一拜方式朝礼了五个台顶,又勤修水供等加行,修持颇为精进。


在福州,我也碰上了与厦门一样的情况及场面,又向上千僧俗讲述了藏传佛教的次第修学内容,听者也显得十分欢喜。


五台山不但是中国佛教四大名山之一,而且是四个名山中唯一在佛经中有描述的圣地,所以历来深受藏传、汉传及蒙传佛教所共尊。在五台山台怀镇上,有一座显通寺,这是佛法传入汉地后所建的第二间寺院,建寺时间仅迟于洛阳白马寺。在塔院寺,则有一座巨大的白塔,内藏一小佛塔乃印度阿育王当年得‘非人’等之神通助力、于一夜间建成的八万四千个塔之一,其中供藏本师释迦牟尼之舍利。在同一寺中,另有一座小塔叫‘文殊发塔’。在很久以前,五台山奉行佛教无遮大会的传统,每年中有一天开放寺院为来自各地的僧俗供斋,不论贫富的人皆可应供。有一次,一个穿得很滥褛的老妇拖一只脏小狗,带两个小孩应供。在布施供养时,由于妇人贫穷,便只剪下了一束头发供养,僧人便胡乱把头发丢在一边,给她提供了一份斋食。妇人说:‘我带的小孩也应有一份呀!’,僧人又另供了一份斋食。妇人又说:‘我抱的小孩呢?’,僧人不奈烦地又向她赠了又一份食物。哪知妇人又再要求:‘我的小狗也应该有一份食物呀!’,僧人只好又再送了一份餐食给贫妇的小狗。这个贫妇却显得仍不知足,还再说:‘我肚内也有一个娃娃,应该也给他一份食物!’,这时僧人终于忍不住了,便破口大骂。这时候,妇人突然飞上天上化为文殊大士之相,小狗变成了一头狮子,两小孩变成了一对天童。文殊大士向当时在目睹此变化而吓呆了的僧俗,在空中宣说了几段开示修平等心的偈文,便飞离去了。此时,发脾气的僧人自知见到文殊而不识,后悔莫及,欲自毁双目以忏有眼而不识菩萨之过。众人劝他倒不如建塔立碑以忏罪,他便建了一个小石碑,上绘贫妇飞升图,同时刻上了文字,劝世人要修平等心,不要像他这样因世俗心态而致错失了恭敬菩萨的机会。贫妇所供的头发,被藏于文殊发塔内供奉。这是一个著名的文殊大士应化事迹,也教导我们必须视任何遇到的人为佛,不可以分别心待之。我们西藏某些地区的人,到五台山有个特别的传统,对第一个前来提出要求的人,绝对不会拒绝,这也是因为深信文殊大士肯定会化身为当地中的凡夫之原因。


五台山对格律派来说,同样有甚深因缘。早在格律派初成形时,我派的大慈法王(色拉寺的创办者、宗喀巴大师之亲弟子、汉地册封的国师)已来到汉土五台山说法,当时说法之地似是现今的圆照寺所在。清代的国师章嘉大师又曾在五台山住锡,掌管多座寺院,弘扬格律派正法。章嘉国师曾在五台山佛母洞闭关,在洞内成就了内在的净土,他在出洞时见到的世界便俨然已是一个清净刹土,不再有凡俗之分别。国师是乾隆皇的老师,他在汉地住了很长的日子,其遗身舍利塔便是乾隆帝在五台山镇海寺建成的。先世的祈竹仁宝哲也在北京紫禁城中住过,与乾隆甚有渊源,想来或许亦与章嘉国师有交情。再者,由于我的太师公柏绷喀大师被视为章嘉国师之化身,我对章嘉国师的尊重便也因此而多了一份感情在内。


在五台山普寿寺所在地,是当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曾说戒的地方。现在这地成为了一座著名的尼众律学院,十分注重戒律,想来这或许也与宗座曾在此地说戒而种下之吉祥因缘有关吧!


我的一位已圆寂的好友赤巴仁宝哲的先世,也曾在五台山大弘正法,弟子极多。据我所知,在五台山有一座他的纪念塔,甚至或会有年老的出家人当年曾在他的座下听过法。


此外,汉地大师法尊法师及能海法师的舍利塔也都在五台山。法尊法师是柏绷喀大师的弟子,也是柏绷喀之其中一个徒弟的弟子,他为格律派的汉地弘扬作出了十分大的贡献,译出了汉文的《菩提道次第广论》。能海法师则是柏绷喀之高足康萨仁宝哲的弟子(康萨仁宝哲可说是我的根本上师赤江仁宝哲之师兄,但赤江仁宝哲同时也曾向他学法,所以双方同时亦有师徒关系),但他亦曾直接在柏绷喀座下学过法。在自西藏回到汉地后,能海法师曾巡回弘法,在汉土各地建立了很多道场,其中五台山的清凉桥、圆照寺及广宗寺等便正是他的弘法地点,成都的昭觉寺和铁像寺、北京的居士林、上海的金刚道场及浙江的多宝讲寺等所修的也是他的法流。


我在第一次到五台山时,恢复了的寺院并不太多。在第二次到访朝圣时,喜见佛教在当地正渐渐恢复起来。在第三次到访时,当地佛教已开始有兴盛的迹像,令我心生欢喜。有一次,我遇上了整批远由内蒙及西藏而来的虔诚朝圣者,又见到了一个不良于行的青海人一步一拜地拜到了五台山,可见往五台山朝礼文殊大士的传统正在迅速地恢复。


每次到五台山,我都会在大白塔及文殊发塔前勤修顶礼,同时绕拜多圈。有好几次,我延请当地的蒙、藏僧人在塔前进行盛大的会供及燃点上千盏酥油灯,又对僧众作了供养。我心愿五台山这个圣地可以重复当年的佛教盛况,所以每次朝礼时都特别刻意小心自己的戒行,同时多次自受大乘八关斋戒,希望尽一己的微薄力量,为五台山的戒律重弘先积聚一点吉祥的因缘。


在一九九八年的朝礼中,我在普寿寺应邀开示了《妙吉祥智德赞》,与该寺的数百位尼众结了一个法缘。普寿寺的当家师是一位很精进及有魄力的比丘尼,师承能海法师的弟子萨莲老比丘尼等,所以我们说来也算是同门。在汉地极有名气的梦参老法师,是普寿寺尼众的师长。后来我听说老法师曾入藏学法,师承我的恩师赤江仁宝哲。由于这段听回来而不知真假的资料,我一直很想拜见老法师,但至今仍未有法缘能遇上他老人家。


说及普寿寺,我也想提一下一次我的所见。有一天,我在五台山的宾馆中望出窗外,刚巧见到普寿寺数百位尼众排班前往附近的寺院参访。整个数百人的队伍俨如军队操练一般,每位尼师都静静地随队步行,绝不东张西望,情面很壮观及威严。当时我心中生出很大的赞叹,心想这恐怕能比得上本师释迦牟尼在世时的僧团之威仪,同时也暗中觉得五台山之佛教发展看来会有很好的前景。


在1999年,我有幸应五台山的一些出家众请求,在一间小寺中传授了整个《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与讲解。当时接受传承的只有五十多位出家人,一共说了两、三周,每天讲授十多个小时。在此之前,五台山已有半个世纪未曾有《菩提道次第广论》的口传传承,而讲解方面则曾有能海法师的弟子一度弘示,但最终亦未能完成。在我的大半生中,由于先世的名声,曾多次在上万人的场面上说法,但这一次在这个圣地对这几十位出家人讲解及传予《菩提道次第广论》口传,却是我心中感到最有意义的一次。虽然听法的人不多,但这却是几十年来在五台山的首次,可说是起码种下了一个吉祥的因缘,令宗喀巴大师教法重弘于五台山。我们西藏人十分重视缘起,这次的活动我认为正是一个好的缘起,所以我很认真地说法,这段期间天天都很是欢喜,心中认为自己今生中总算对佛教的弘扬起了一点作用,可说对得住我身上披着的袈裟。佛教中的经论口传传承,事实上是由法师亲口一字不漏地读诵原文一遍,接受传承者一字不漏地仔细听,这便完成了传承的授受。在这种仪式中,听者往往不明白所受传承经论的内容,因为讲解经论一般是另行进行的。这种传承仪式的意义不在于理解,只在于由佛陀或论之原作者一代一代地、一字不改地把原原本本的教法传下去,这是佛教弘扬中很重要的一环。为了这次口传,我特地取来了当年我从拉萨带至印度的那部古本《菩提道次第广论》,以口传一段落、讲解该段落、再口传下一段的形式把全论授完。在最后一座中,我把自己珍藏的一份宗喀巴大师遗发分了少许赠予普寿寺,以作未来寺院建佛像装脏之用,这也是为了构成一个宗喀巴大师教法在五台山重弘的缘起。同时,大师之一生以持戒清严著名,供奉他的遗发舍利也有寺院戒行清净的吉祥因缘。


除了以上所述的这些行程外,我偶尔也会回到南印度色拉寺母校中探访。母校的教育发展得很快,在二零零零年初,学僧数目已由最初的三百多个增至四千五百多位了。由于学僧的数目,色拉寺大雄宝殿及昧院的大殿分别增扩了,我在青海订制了两座大殿的堆绣佛画供养给寺院,母校僧众看到了这些精美的佛画都十分喜欢。在一九九八年,我的弟子筹办了第一届的佛诞日千僧万灯大法会。自此后,每年的汉历佛诞日,我们便会延请色拉寺昧院的千多位僧众上殿祈求世界和平并接受供养,同时又在佛陀的生地蓝毗尼、成道圣地菩提伽耶、初转法轮圣地鹿野苑及示寂圣地拘尸罗什举行万灯供养法会。这个一年一度的活动现今成为了一项盛事,世界各地有不少人每年都会参与供僧及供灯。在二零零零年,加拿大弟子发起了资助昧院全体学僧接受肝炎防疫注射。本来西藏人对防疫的概念并不深,多认为生死有命,并不太关注注射预防病患之事,而且也根本没有钱支付疫苗费用。由于僧人很多早患肝炎,印度本身环境也不太卫生,加上学僧经常共用剃头刀,导致寺中学僧肝炎患病率极高。家师色拉寺昧院退任方丈堪萨仁宝哲年纪虽大,他的思想在这方面却比年青僧人开放进步,故此他率先带头接受注射。现在寺院中的肝炎病率已迅速减低了,学僧也开始增加了对保健的意识。


在自一九九二年开始、年复一年的巡回弘法中,我每天接触不少各式各样的人,见遍了光怪陆离的世间现像,其中好的人事固然很多,但佛教中不健康的现像也常会碰上。在藏传佛教的洋人及汉人圈子中,不少人把密法与神通、风水及世间利益混在一起,对藏传佛教的中心精神毫无触及。东南亚的地区,有不少汉人以藏传佛教为名骗取名利,他们其实却只是没有传承的骗子。即使是西藏人,在去到台湾等较富裕地区时,有些也开始变质,利用佛法赚钱而不再依照传统做事,其中滥传密法以求名利的情况甚为普遍,甚至美名为寺院筹款而索性贩卖佛像及佛经者也大有人在。而在学法的人中,不少只懂跟其他人盲目地受灌顶、求加持,不懂观察师长,也不理解师徒关系之重要性。他们当中,大多眼中只有大手印、大圆满、大威德等法门,一味求‘大’的法门,对显学次第及加行基础修持从不重视,而且完全忽略了密法传统中之敬师修持,这样是绝不可能有任何成就的。有的人则喜欢标奇立异,穿得像西藏人一样,身挂多串大颗大颗的佛珠,开口便说西藏,但这只是表面上学西藏人,与西藏佛教扯不上关系。这些人顶多只配称为‘西藏迷’,并非真的藏传佛教三宝弟子。有好些本来是正信藏传佛教的道场,因为财政支出庞大或为了筹建寺院,便在弘法中心贩卖佛像及佛经,或不断举行无上密法等灌顶以吸引信众,这也是一种末法的现像。他们辩说做这些事的动机是要令道场得以维持下去或甚至扩充,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这是一种自相矛盾的论点!以违背佛陀教法的手段来达到弘扬佛法的目的,是绝不可能的,也是不合逻辑的。到头来,这些道场虽然可能会建得十分宏伟壮严,但却说不上是在弘扬佛法,反而是带头令佛法衰败了。


在汉传佛教圈子中,我也感到有美中不足的几点。很多团体过份热烈地追求寺院规模,反而忽略了僧材的培养。有些团体中的僧众全力投入社会慈善事业之中,在法布施及个人修持方面却不太重视。对社会慈善事业,我们三宝弟子自然是义不容辞地应去做的,但出家人依传统上来说本应以法的布施为主,在家人则才以财布施为主,现在的情况则似乎有点儿本末倒置了。在出家众中,又有些几乎以修经忏为世间事业,这是很不好的一种心态。另一种出家人则不作经忏,只专心修持及作佛学研究,表面上似是很清高,事实上这个极端也不对。我们出家人固然不应把世俗生计放在心上,但却仍有照顾在家众的宗教需要之义务,否则就枉称修慈悲的行者了。在精进于精神生活的人中,往往又有修持派及学问派的对立,前者有不重视学问的倾向,后者则有只学不修的情况,两种极端都不健康。《菩提道次第广论》中有述:‘一切佛法均为成佛之必需’,在家人因为因缘所限而只顾念佛持咒倒说得过去,但出家人不去多学闻佛法,则说不上正确。在佛教中,一切佛法之学问无非为了让人可以加以实修而成就,但我见到不少人只把佛学视为研究的对像,不知如何把学问与修持结合。此外,不少学者虽名声颇大,但实早已飘离佛教学者的正确方向。佛学的存在目的是让人实修而得到成就,并非世俗辩论游戏或文学研究的科目。在研学的同时,我们必须以历代传承祖师之见解为依归,但不少学者却喜欢自我发挥,创立新的见解,最后他们所发表的东西已不是佛陀所教的真正内容,而只是他们本人的见解了。有些学者心中并无皈依的心,只把佛学视为世间文学,又因为汉地并无像西藏古代判定论点的正确性之制度,他们常常把自己想当然的见解公开发表,大家也欣然地全盘接受,所以便常读到有人说大乘是后期佛教祖师的创见而并非佛陀亲口所说等等的无知胡说。这种说法基本上便是最直接的谤法,同时也否定了一切大乘经典、否定了成佛之可能,也全盘否定了大乘佛教的真确性。在西藏,持这种论调的人莫论成名,更会被视为不信佛法的外道。对密法,有些学者也持同类的见解,随随便便说它是混合了印度教教义的非纯正佛法。本来,任何人都有权持怀疑的观点,但作为佛教中的权威学者而弘传这种想当然的概念,是绝对违背对法宝的依止的,也证明他们心中并未生起依止的量。


以上所说的是我这几年来就所见到的现像之一些感想。在世界各地佛教中,当然也有更多好的方面,在此就不细述了。作为一个僧人,我当然希望借镜各地佛教的长处,同时也希望其中不良的现像可以改善,令正法得以保存清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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